去年9月30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提出，中国将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承担与中国发展水平相称的国际责任，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为实现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确定的目标作出更大努力和贡献。

今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统筹有序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尽快出台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坚持全国一盘棋，纠正运动式“减碳”，先立后破，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

什么是运动式“减碳”？运动式“减碳”大体有两种行为：一种是虚喊口号、蜂拥而上抢风口、蹭热度、追热点。在当今社会上就能看到许多“减碳运动”，甚至出现了打造“零碳城市”的政府决议；另一种是过度行动，超出目前的发展阶段而采取不切实际的行动。去年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向世界承诺“愿承担与中国发展水平相称的国际责任”，今年中央提出“纠正运动式“减碳”。实际上，碳达峰、碳中和行动，与党的十九大五中全会提出的“能源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利用效率大幅提高，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的总目标一脉相承，既不能把它们割裂、对立起来，更不能违背客观经济发展规律，盲目行事。

笔者认为：中国汽车和内燃机工业，如果走弃油的发展路线，对实现国家“双碳”目标，几乎没有贡献率。

原因一是我国可再生能源电力占比到2060年不可能实现百分之百，电动汽车消耗电能必有火力发电，不能说是“零排放”；二是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无污染处理需要能量，所需电能同样也有火力发电，道理一样。运营使用电能，报废处理使用电能，且火电占比大，从全生命周期来看，几十年来我们所传播的新能源电动汽车概念，包括缺乏科学论证的电动汽车“零排放”知识，到了该纠正的时候了。

选择氢能发展路线，笔者认为，更属于超出目前的发展阶段而采取不切实际的行动。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包信和曾经撰文指出：地球有煤矿，有油田和气田，没有氢气矿和氢气田，氢元素存在于各种化合物中，制备氢气需要能量。如果我们用一种碳氢能源（火力发电）制备另一种碳氢能源，尽管制备出来的电能和氢能是清洁的，但它不是碳中和意义上的能源。

面对可再生能源，今年5月30日丁仲礼院士在中科院学部第七届学术年会上的报告中提出：“我们要克服风电、光电等输出不稳定性的问题。未来我们的电力系统如何保证稳定输出将是需要考虑解决的关键问题”。风电、光电存在稳定输出性的关键问题，同样，用风电、光电制氢，还增加了制备、储存、运输、加注、携带诸多环节的安全问题。

笔者认为：发展可再生能源，并由此发展氢能产业，所需资金将会是天文数字，像电动汽车那样，再依靠政府财政补贴得以实现，既不是正道，也不会有理想的结果。政府的财政资金应主要投入在技术研发、产业示范上，让电动汽车和氢能汽车回到实验室去，认真开展我们短板的基础研究，回到试验室去，认真开展工程化应用研究，特别是废旧动力电池的无污染处理工艺研究，用自主可控的技术和实力，加快实现我国汽车和内燃机工业技术和产业迭代进步的速度。

笔者特别赞同丁院士就落实国家“双碳”目标提出的如下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在确定路线图的问题上可考虑先经历一段‘百家争鸣’时期，千万不要急于‘收口’，千万不要急于强力推进”。中国今天的汽车和内燃机工业，首当其中应该做好的是能源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利用效率大幅提高之己任，开展动力多元化、燃料多元化、控制技术智能化，方能应对任何能源体系下的市场发展需求，因为这是产业为国家能源安全应尽的首任。

本文作者：魏安力 系工信部甲醇汽车推广应用专家指导委员会秘书长